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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和平

Aleph, C.Cr.

塔西佗陷阱已具雏形，公权力对公信力的不当维护，造就了难以填补的钉痕。在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所有二元论在内，想要完全消弭其中之一在实际上又或逻辑上如何可能。

苦难的世界，和作为常态的斗争，而非稀缺短寿的和平，我想，恐怕要被遗憾地接受为幻觉后的本相。在一个我不便、和我没有能力展开的话题处，细致和浩繁的理论工作必然可以给出结论：先前对历史周期律的破除工作的成果究竟是短暂的还是虚假的胜利。

世界逐渐随着日臻成熟的、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共享机制显现出其荒谬本性的普遍性，扩大了可以将新闻事件并置的地理范围。从地区到地带，从国家到大洲，当全球任何一处的事情都可以也可能被纳入到同一语境、作为世界新闻呈现后，一方面信息过剩，使得新闻业间接沦为娱乐业，且个人对范围内事件的掌控的上限从被信息来源限制变为了被个人素养限制；另一方面，奇闻轶事从最初偶然出现的模式转变为连续和大量地涌现，可以数学地认为出现的频率正比于范围的面积。人可以通过新闻的总体面貌来评价这一地理范围，其实也是概念范围，因此现代新闻业使人们有了评价世界的资格。正如上句话提到，这一地理范围其实也是概念范围，因此这里 世界 的含义也当然被隐晦地重新定义。我们随即认识到世界的 荒谬。

环境的恶化不仅无可逆转，甚至表现为正反馈。塔西佗陷阱已具雏形¹，公权力对公信力的不当维护，造就了难以填补的钉痕。「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加之由于现代媒介的便利，可被纳入同一语境的新闻所在的场域的上限已囊括全球，失去公信力的公权力也就从某个政府上升为政府的概念。当被讨论的范围从局部变为整体，其中涉及的课题也就自动被迫从特殊转向一般。

但如果这样认为：喧哗、野蛮、黑暗又可能愚昧的世界是一个现象，一个不得不委身于内的庞大事实，那么哪怕已经无数次见过人间疾苦，若新一次不再像第一次那样义愤填膺，就被世界驯化。对于一件真实发生而不是假想的事件，其可以切入的角度和可以分析之的理论极多，如果出于任何角度或理论系统（利益、历史、外交无不是）而认为正在发生的疾苦有其正当性、必然性、或是当下的最优解，因此对该疾苦的发生抱有不同程度的支持，那么就背叛了人之所以被和之所以能被教育和开化的起点。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设计了「无知之幕」的术语，成为了讨论道德乃至正义问题的良好模型。简单说来，假设一个人处在被称为「原初状态」的对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境下，站在幕布背后，对自己将要前往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会希望那个世界的制度被如何建立；对于一个待产的婴孩，他会希望自己被降生在怎样的世界。罗翔教授给出的二元论是：那是一个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社会，还是一个通过法律制度为哪怕是最底层的人也保有基本权益的社会。刘瑜教授的说法是：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正义因而要求着人不应天然地因其诞生的世界的丑陋而背负罪恶，原罪论是值得怀疑的；平民的苦难也就不该因其所在的国家变得理所当然。

加强的《论整体战》思想或许可以责备妇孺，因为他们依然加强了所在势力的影响。但这种思想随即便会被发现其偏激，也就确实没什么人真的取用。任何偏离无辜的状态因而须有后天的宣判，这宣判当然极可能有失公允，但那仍是后话。国家之中也就不可能没有一个无辜的人民，「原子弹下无冤魂」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样逻辑上必然的无辜之人当然是其群体的代表。政府的行为无论招致怎样的后果，国家内必存有在此后果理应惩罚的人之外的无辜之人。当然，具体的无辜之人究竟是谁，会依后果发生变化，但无辜之人一定会有，比如良善勤奋的穷人不应为扶贫不利负责，再比如高概率会在各种后果下被划为无辜的群体：婴儿。这些无辜的人只是出生在某个物理区域，概率遵从基于人口密度和出生率加权的几何构型，不应活该遭受饥荒、贫困、动乱、犯罪和战火，痛苦已在人世间足够麇集。在不幸遭受这些苦难时，他们也就不该只值得比其他相同处境而只是出生在更没有争议的地区的人更少一些的关怀。更清楚地说，我应该在此宣明在极端情况下，政府会成为外敌和人民共同的敌人的可能性。

人类史同样也是战争史。前苏联的统计是，从公元前 1496 年到公元 1861 年的这 3357 年间，人类有 3130 年在打仗，227 年和平。瑞典和印度方面的统计给出类似的结果，从公元前 3200 年到公元 1964 年这 5164 年里，世界上共发生战争 14513 次，4835 年战争，329 年和平。从 1740 年到 1974 年的 234 年中，共发生过 366 次，平均每年 1.6 次。数据略有差异，比率则近似，结论更是不曾动摇。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 | Will and Ariel Durant 在《历史的教训》中给出的数字则是在过去的 3421 年中，共有相当于约 268 年零零散散的日子，人类全域显现出可贵的宁静。

有学者认为战争是一种「习得性」的劣性，约翰·基根 | John Keegan 的「战争源于文明」论则进一步推远了可溯及的历史：游牧族群认为应当收缴/掠夺并共享定居族群因「体制优越性」造成的资源过剩，冲突由此产生。对远达第四纪更新世的推论显示，智人在长达十八万年的历史中保持和平，暴力行为或曰小规模的冲突只占据总时长的百分之五。战争可能是一个新养成的但当然是非常坏的习惯，此后则愈演愈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37 年里，世界上爆发 470 余起局部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无任何战争的日子只有 26 天。

从超越个人寿命限制的历史经验视角来看，给定和平短暂而苦难恒常的事实，要求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恰好处于和平年代的人要习惯战斗也并非是完全的无稽之谈。更何况，在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所有二元论在内，想要完全消弭其中之一在实际上又或逻辑上如何可能。完全指涉之下的「全部空间（全域和平）」已遥如星斗，遑论「全部时间（永恒和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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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当然，塔西佗陷阱有它的应对方法，典型的有「开放质疑」和「第三方调查」，但此刻我甚至没有兴趣讨论这一点。